第6章 泰西地下情报总站


泰西情报总站的建立和恢复 1939年3月,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为了加强情报工作,实现对泰西各县情报站的统一领导,决定在泰西抗日根据地中心地带组建情报总站,直接归司令部领导。

  我当时担任闫屯村支部书记。一天,四区区委委员桑德茂同志陪同袁振生同志来到我家,对我说:“司令部决定在闫屯村设立情报总站,由你担任站长,负责筹建情报总站。”我接受任务后,在全村党员中挑选了孙吉领、郭长甲、郭长信、庞甲廷为情报员,办公地点设在我家。对外是镇公所,对内是情报总站。

  总站成立以后,六支队侦察参谋张建帮同志召集我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肥城站站长陈杰、泰安站站长陈文英、东平站站长万金章、平阴站站长梁广印、长清站站长鲁超。会上,张参谋宣布各县情报站改为分站,归总站领导,并明确我为总站站长。会议还作出了如下几项规定:(一)总站及各分站的番号和住址。泰安分站住下庄,肥城分站住尚里,东平分站住丁家坞,平阴分站住衡鱼,长清分站住宋村,并约定了联络记号和番号。(二)各县分站每天向总站和县大队或独立营传送综合性情报,遇有特殊情况及时传送。总站每天向司令部传送综合情报,特殊情报及时送达。(三)凡是我党领导的武装部队到分站范围内活动时,各分站应当主动与部队取得联系并及时供应情报。(四)各分站实行总站和县大队或独立营双层领导制。

  情报总站建立后,加强了整个泰西地区的情报传递工作,及时、准确地为我党我军提供了各种各类有价值的情报,对于有效地打击敌人、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1939年12月,六支队司令部为了加快情报传递速度和确保情报总站的安全,决定让我们开一个自行车修理铺。一天,司令部通知我去一趟。到了司令部,侦察参谋张建帮同志接待了我,并领我去见石新安政委。石政委对我说:“为了使总站更有效地开展工作,司令部决定拨给我们六百元(伪钞),开设自行车铺。你回去要抓紧筹备,越快越好。”接受了任务,拿了石政委批的条子,到供给部程重远部长那里领了款,回来后又在其他村找了李云焕、曲振甲、于广厚、杨建中和项九渠等几个可靠同志,筹办自行车铺。李云焕、曲振甲当情报员,于广厚当通讯员,杨建中和项九渠负责修配自行车,会计由庞甲廷兼任,站长兼自行车铺经理由孙吉领同志担任。我们从济南买来自行车零件,不但能修车,而且能安装新自行车。自行车铺办起来后,大大方便了情报传递工作。

  1940年4月,六支队升编调走后,中共肥城县委调我任六区组织委员,情报总站的工作由庞甲廷代理。我调走不久,情报站遭到敌人的破坏。是年七月,组织上又调我再任情报总站站长,我接到通知去虎门军分区司令部,见了侦察参谋隋长文,他说:“我们通过地委把你调来,目的是恢复情报总站。具体任务由王司令给你交待。”他领我去见了王叙坤司令员。王司令对我说:“你对情报工作有经验,你回去后要尽快把总站恢复起来……”王司令具体交待任务后,我回来对原总站人员进行了调整和补充:孙吉领、郭长甲负责与东平分站联络,李云焕家是演南,派他打入演马庄日伪据点,以开店为掩护,负责侦探搜集演马庄日伪据点的情报;郭长信调汶宁分站任副站长,活动于孙伯、栾任一带,补充林秀岭为收发和刘庆德、刘元臣、高项生、傅叔伟、刘少亭为情报员。总站调整后,我们先在郭庄、南尚任一带活动,以后转移到大董庄、牛家庄一带。一九四一年,泰肥山区形势恶化后,情报总站改为支站,我随总站转移到黄河以西。

  情报站的作用 1939年冬天,石横有个叫郭长河的人,带着点心突然来我家认族亲。我当时没注意他。这天下午,我接到敌人准备“扫荡”的情报后,去南场告诉动委会的同志们,此时正值我值自卫队在那里下操,儿童团在那里唱歌。我突然发现郭长河也在这里,不觉心里一怔,悄悄上前观察,只见他在人群里嘀咕了一阵,又用手在嘴角上向左撇了一下,再向右撇了一下,并说了一句“共产共妻”的话。我对他产生了怀疑,一边往回走,一边思忖:这个姓郭的肯定不是好人。正走着,迎头碰上邵洪法同志领着地委书记袁振、组织部长万里和县工作队成员董志刚等同志从东边来了。地委当时住在郭庄,因情况有变而转移到阎屯来的。我把他们招呼到家里,向领导同志汇报了郭长河的突然来访和可疑之点,引起了领导同志的注意。袁振问:“他走了吗?”我说:“还没有”。正说着,郭长河进来了,万里同志先发制人,抽出枪来指住了郭长河的脑袋,喝令他不准动。董志刚同志趁机找来了绳子,把郭长河捆了个结实。经审问,郭长河供认他是敌人派来侦察我军情况的特务。这天晚上,为了安全起见,袁振和万里等同志又转移到前于庄住了一夜。由于我们及早发现了敌情并采取了必要措施,从而避免了损失。

  1940年3月,六支队升级改编为冀鲁豫军区四区,原泰西改为冀鲁豫一分区。泰西所属各县独立营或县大队归军分区领导。先是由原泰西自卫总队司令李冠元任分区司令员兼政委,后来军区派王叙坤任司令员。王司令来时,带来了主力部队—陕北营。在六支队和陕北营交替之际,六支队首长决定拔除张店日伪据点,以打击敌人,巩固抗日根据地。在攻打张店日伪据点之前,我们派平阴情报分站站长染广印等几名情报员深入张店一带,侦察敌情,绘制了地图,为我战斗部队提供了可靠的情报。战斗打响后,我们的情报员又及时报告了敌人增援的情报。由于情报准确、及时,使我战斗取得了胜利。此役打死日军20余名,并烧毁了日伪据点。此后,敌人再也不敢在张店安设据点。1940年8月,安驾庄的情报员送来情报说,安驾庄据点的日伪军要在杨树林(今安临站辛庄以西)接送军用物资。与此同时,安临站的情报员送来情报说,安临站的日伪军要运送军用物资到杨树林去,安驾庄和安临站的情报员都是我们打入敌人内部的“内线”,情报比较准确可靠,我们把情报提供给军分区首长,首长们经过分析研究,决定在杨树林打一个歼灭战,以消灭敌人,缴获军用物资。此役由于情报准确,我军抓住了战机,打死日军四十余名,缴获轻、重机枪各一挺,军用物资20余车,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1940年9月,泰安独立团副团长马亚鲁调分区任侦察参谋。他去军区开会回来,和爱人铁流住到肖庄(今属东平)北山坡调兴成家里。我带刘少亭、傅叔伟二同志到肖庄执行任务。当晚我们接到敌人出动的情报后,我立即派刘少亭和傅叔伟去接马参谋夫妇。刘、傅二同志火速前往,把参谋夫妇接了出来。出门不多远,就听见敌人在一面进了周家院。1978年我去北京时,和马参谋谈一一夜。他说:“长灿呀,那次不是你,我们俩就完了……”。

  情报员们的英雄业绩 1940年4月,我调六区任组织委员后,情报总站的工作由庞甲廷代理。时年,庞甲廷仅十八岁。不久,情报总站接到肥城、平阴、东平、宁阳、汶上五个县关于敌人增加兵力,准备“扫荡”的情报。当天下午,庞甲廷派16岁的情报员李云焕去蚜山我分区司令部和地委专署送情报。晚上八点左右又接到情报说,肥城、平阴、东平、宁阳、汶上敌人已经出发。庞甲廷同志十分焦急,说:“出发的同志没有回来,不知分区和地委接到我们的情报没有,真是急人!”在这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曲振甲同志挺身而出:“甲廷,我去司令部。”他把情报放在车把里,飞车而去。第二天拂晓,又有情报说:东平夏谢的敌人向东出发,宁阳的敌人向北运动,平阴的敌人向西南进军,肥城的敌人向南窜犯。庞甲廷同志急得浑身是汗,担心司令部接不到情报,负责修理自行车的项九渠说:“甲廷,我去司令部!”庞甲廷拉住他说:“你在这里看家,我去!”说罢骑车而去了。刚走不久,李云焕汗流浃背地回来了,项九渠迎头便问:“司令部转移了吗?”云焕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司令部接到我们的情报转移了,跳到敌人的圈子外面去了。”项九渠松了一口气。李云焕没见到庞甲廷,急问:“甲廷呢?”项九渠说:“他刚走,去司令部了。”李云焕大惊失色道:“不好,东山上布满了敌人。”二话不说,蹬上车子去追庞甲廷。他追到麻子峪山根,眼巴巴地看着敌人截住了庞甲廷。云焕见事不好,掉转车头往回跑。敌人朝他开了枪,子弹在头上呼啸而过,他机智地摆脱了敌人的火力追击,沿着山沟飞奔而回。

  4月底,敌人“扫荡”过后,我们组织人去收尸时,发现侦察员老牛、曲振甲和庞甲廷的尸体相距不远。后来得知,老牛和曲振甲是在完成任务返回总站时和敌人遭遇而壮烈牺牲的。庞甲廷去司令部的路线和牛、曲返回路线一致,也同样和敌人遭遇而牺牲。庞甲廷牺牲后,敌人从他身上搜去情报,得知自行车铺是我们的情报站,不久,敌人疯狂地破坏了我们的情报站,抢走了车铺的全部财产,并捕去了我们的情报员孙吉领和郝保森。

  在情报站遭到破坏,情报员不幸牺牲的情况下,我们并没有吓倒,继续坚持斗争。7月,组织派我重新组建情报总站后,很快恢复了泰西的情报网。全体情报人员不辞劳苦,不畏艰险,舍生忘死地工作,完成了各项情报的收集、传递任务。9月,我军继杨树林战斗后,根据我们提供的情报,决定攻打夏张日伪据点。夏张据点的炊事员张××(名字记不清了)是我们的情报员,当军分区司令员王叙坤指挥陕北营和泰安独立团完成对日伪据点的包围后,他摸起一面铡刀,置个人于不顾,冲向三门,挥刀劈开了门扇,使我们的部队顺利攻入据点,这次战斗取得了胜利,据点内18名敌军,被我击毙17名,情报员张××对夺取这次战斗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时隔40多年,情报员们的英雄业绩仍然激动着我的心。为党的情报工作而献身的烈士们永垂不朽!为党的情报工作舍生忘死的同志们永远值得后人思念!